「大醫」一詞出自唐朝醫師孫思邈的著作，是指行醫者需要醫術與醫德兼備。 一連六集的半小時紀錄片「大醫之道」剖析香港醫學的敎育與現况，透過紀錄培訓、臨床工作及科研發展等實况，探討何為謂醫學精神。 1934年，岑仲勉發表了第一部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專著《法顯傳考釋》（即《佛遊天竺記考釋》），這部作品的發表代表了率仲勉在中國史學界的影響力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 据蔡鸿生回忆，两人间私下来往不多，但能互为礼敬。
- 正史一般仅记载当时最重要人物的活动，至于这个社会是如何构成，各姓各房间又是什么关系，正史无传但曾生存于那个社会的次一等人物又处于什么位置，《元和姓纂》可以说是研究汉唐士族社会总体构成与所有支脉的惟一专书。
- 對於外界曾形容天水圍為「悲情城市」，岑仲彬說，天水圍可能不及其他地區富裕，但鄰里會守望相助，又會參加不同社區活動、探望長者，煲湯等，因此從來都唔覺得悲情。
- 在隋唐史校勘考释之学中，在辨伪方面，《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铭存疑》等文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好评，与《白氏长庆集伪文》《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一起，对白居易文集整理有重要贡献。
- 譬如绘画，陈所作为写意画，大笔挥洒，意境全出，文章生动，韵在象外，启人意志，观者如云；岑所作为超现实之工笔画，画树则每片绿叶之叶脉皆精准无讹，画山则山石飞走无不毕肖其真，读者骇其博，未必赞其艺。
此后陈脱离史语所，岑则随所十一年，至1948年返粤任中山大学教授。 巧合的是，院校调整时，陈也随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唐史双雄遂同在一系。 据蔡鸿生回忆，两人间私下来往不多，但能互为礼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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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唐史校勘考釋之學中，在辨偽方面，《白集醉吟先生墓誌銘存疑》等文受到國內外學者廣泛好評，與《白氏長慶集偽文》《論白氏長慶集源流並評東洋本白集》一起，對白居易文集整理有重要貢獻。 在追錄史源方面，指出《元和姓纂》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史源，此為一重要發現。 在職官典制考證方面，《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補唐代翰林兩記》是超邁清人的作品。 在地理考證方面，《括地誌序略新銓》論定孫星衍排列之非。
当时我说不出个名堂，现在反复考虑我认为其中应有误会，陈寅恪先生自拒回北京任历史研究所长后，就不再来过北京，当时学术交流开研讨会很少，陈先生眼瞎也不出门，岑仲勉先生耳聋也不交流，同行同门学者都是各搞各的。 岑氏《隋唐史》是讲课教材，为吸引学生探讨问题，多提质疑可引发学生兴趣，追根问底。 退据香港台湾的钱穆讲《历代政治得失》课，为引发学生注意，就特意请张君劢来唱对台戏！ 互相质疑的确能引发学生追思强化“问题意识”，我读岑先生《隋唐史》就深有体会，所以不存在“老是过不去”的问题，陈寅恪先生本人也并不以为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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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邊廂，兩位基層尖子岑仲彬及林嘉男，今年文憑試放榜時都曾獲傳媒訪問，隨後他們同樣選擇升讀港大醫學院。 6科考獲41分的岑仲彬，自小在天水圍公屋居住，母親是家庭主婦，父親和兄長任職地盤工。 仲彬昨日分享指，讀醫科是從小到大累積而來的興趣，起點則是2003年沙士，當年他只是個幼稚園學生，當時只知道要常洗手和量體温，不明白為什麼「看不見的東西」卻會令人死亡，開始對醫學產生興趣。 長大後，他從做義工等經歷，接觸到唐氏綜合症等社會弱勢，更希望成為醫生，關心和服務社會。
岑氏早年研究植物分类，并曾教授微积分与解析几何，对西方自然科学曾有系统认识。 西方生物分类的基础是全球生物物种调查，其分类方法主要是形态分类，核心是复杂的层级分类和细微差异的观察记录，以这种态度研治唐代文献，当然与乾嘉以来一般的治学方法有了根本区别。 三是在五十一岁转入专业治学以前，岑氏长期担任实务，在圣心中学和暨南大学的两段经历，主要职务仍属行政方面。 即便有机会转入研究所，他仍难下决心，很可能主要原因还在于家累，在于经济压力。 五十一岁后的二十年，他的著述总数超过一千万字，也实在很惊人。 也让他重新思索要做的事并重新确立了方向，从此他弃政从教，从1930年起在广州私立教会学校圣心中学任教，后到上海暨南大学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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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隋史部分用四节述突厥史，特别讲到突厥因丝绢贸易而与东突厥发生联系，力辨铁勒非民族而只是史籍误译所致，都接受了欧美学者的新见。 特别讲到隋代三大工程，即大兴城之兴建与通济、永济渠开凿之意义，也与一般只讲大运河有所不同。 在唐史部分，他的所长在制度、氏族、经济、人事，各方面都有很充分的发挥。
- 整理《姓纂》及岑氏《四校记》的郁贤皓、陶敏，对岑氏治学也深有体会。
- 尽管姜伯勤把岑仲勉的文献研究分为6类，项念东又在其基础上分为10类，但对岑仲勉整体学术特点的提炼，陈尚君把握的更精准。
- 畢業後在上海江海關及廣東財政廳等處任職員，業餘從事植物名實考訂及中外史地考證。
- 1913年至1937年岑仲勉先後在上海江海海關、兩廣都司令部財政科工作，閒暇之餘，岑仲勉開始了科學和史學的研究工作，期間曾研究植物學，自20世紀20年代末期精力主要集中在西北史地和中外交通史。
- 公元2016年，在全世界华人中喜欢岑仲勉先生的各界人士为纪念岑仲勉先生诞辰130周年举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
-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将《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等列入文学卷，也出于他的手笔。
唐方镇年表正补我打算在陈尚君提炼的三点基础上作一点自己的推论。 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主要是想把研究人员培养成专题化的断代研究者。 他的文章里对涉及该文内容的学术成果一般都是全面阅读吸收，有问题的部分自己要指出来。 《唐史双子星中稍显晦黯的那一颗》是陈尚君参加纪念岑仲勉先生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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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岑仲勉还完成并出版了《突厥集史》和《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直至1961年去世时，仍有六部专著在中华书局的审阅中，包括《于阗文件考释》《中外史地考证》《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唐人行第录》《金石考证》《汉书西域传考释》。 还有一部作品《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由其学生陈达超编订后付梓出版。 岑仲勉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元和姓纂四校记》，他在抗战转徙之间的所有工作，其实都是为此项工作而作文献搜录工作之间的意外收获。 《元和姓纂》十卷，为唐人林宝元和七年（812）所著，缘起是因某次某官授爵，误属郡望，宰相王涯认为应有记录魏晋以来世家谱系与当代官阀望贯的专书，以便参考。 内容其实包含两部分，一部分为依据从《世本》《风俗通》《潜夫论》《姓苑》《英贤谱》等书构筑的所有姓氏之得姓来源与房支递传，另一部分则是北魏以来至中唐为止约三四百年间皇室到重要官员的实际占籍与家族谱系。
本书语言通俗，见解深邃，把隋唐时期的重大问题一个个如剥笋抽丝般给你陈列出来。 就岑氏之立场，凡学术问题自应以精密的文献与周圆的考虑予以立说，重要的结论尤应有多方面的考量与审视。 ”他订补吴廷燮《唐方镇年表》时，认为“其声誉愈高，愈易得人之信受，辨正之旨，非抑彼以自高，亦期学术日臻于完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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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意见之讨论均涉及复杂之考证与具体之人事，岑之所言虽不能皆是，但确多发人深省之意见。 就我近年感受，当时依违在两党间之人物，人数众多，如元稹、李绅近李，刘禹锡与李交厚与牛党主人亦唱和不断，白居易则广泛交结，却又远远躲开，白敏中为李所引，但在武、宣之际打击李又不择手段。 牛僧孺元和三年制策，陈推测针对德裕父李吉甫，此策近年在宋人编《唐策》中找到，并没有相应内容。 李本人为门荫出身，对进士之浮华有所批评，但他南贬时，“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之民意，也足见李之主持公道，大中后牛党把控科场，丑行多有，更为世周知。 本来阶级与操守就很难划等号，岑引《新唐书》作者宋祁说，认为牛李之李指李宗闵，则牛李为一党，并引晚唐北宋诸家说认为李德裕无党。
在中外史地研究方面、尤其是西北史地方面，出版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突厥集史》《中外史地考證》等。 岑仲勉自40歲至75歲30餘年間，全部史學著作約1000萬字，自1912年起發表論文180餘篇，已刊專著18種，特刊專著2種。 岑仲勉治学最重要的成就是以碑刻考证历史，清代金石家的碑跋，多述小学、碑例、书法等专义，岑仲勉则以碑志考证史实，又纠正了清金石家过信石刻、偏责史实的毛病，客观地论证碑志之价值。 除郎官石柱研究外，1936年—1942年，著有《金石证史》《贞石证史》《续贞石证史》，后收入《金石论丛》，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48年，岑仲勉回到家乡广东，进中山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任教。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科研教育工作有了新的变化和面貌，岑仲勉一如之前地关心时事，并把学术研究和现实联系起来，为响应国家治理黄河的决策和号召，岑仲勉写出了余万字的《黄河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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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不及武宗，郑、李并非小人，牛僧孺攻伐异己其为政安可比李德裕？ 牛僧孺为相时令时任西川节度的李德裕不纳维州降众，“臣光曰”作义利之辨，岑氏论其不通者有七，至谓“司马光痛恶安石，因而恶及德裕，不惜倒行逆施，同情于险谲之逢吉。 牛僧孺为相时令时任西川节度的李德裕不纳维州降众，“臣光曰”作义利之辨，岑氏论其不通者有… 他是唐代最杰出的边塞诗人之一，陆游将他与李白、杜甫相提，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勇于进取、热爱祖国的思想贯穿始终，他是岑参。
虽也动过出洋的念头，终因经费难以筹措，弃而入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转学税务理财之学。 在当时，文史之学唯大富贵之人方能玩转，博学如王国维，名声中天之时，为其酷爱文辞之学的二子，选定一学海关，一学邮政，即知此二途方能裕家存活。 岑氏毕业后任职于上海江海关，月薪250元，收入很高。 此后转任广三铁路局局长，从1920年起任广州圣心中学教务主任，达十五年之久，初任课为微积分与解析几何。 其间对生物分类学有了浓厚兴趣，尝试用西方分类学作中国植物名实考订，并撰植物分类学书稿五十多万言。 当然更大的兴趣还在文史，主办校刊《圣心》，几乎只发他个人的论文，重点则在西北史地与唐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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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彬，男，汉族，1958年12月生，四川眉山人，198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10月参加工作，四川省委党校现代管理专业毕业，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兩人深情相吻，一親就超過80秒，「吻好吻滿」的戲碼，令觀眾相當滿意。 岑仲淑在宋仁宗皇祐年间随狄青对侬智高的作战中建有丰功伟绩，本人在《否定岑仲淑就是篡改广西的历史》一文中，已作了较全面的阐述。
《行第录》为对唐代文学史及传记学很有裨益的首创之作。 岑仲勉把《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登科记考》的作者徐松奉为先驱，因而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和《登科记考订补》之作。 岑仲勉还受到清季英年早逝的唐史学者劳格的影响，所著《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元和姓纂四校记》等都发扬了劳格的未竟之业，而在博大方面有所超过。 1934年，岑仲勉发表了第一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著《法显传考释》（即《佛游天竺记考释》），这部作品的发表代表了率仲勉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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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狄青在枢密院虽任枢密院使，但因受到守旧和邪恶势力的围攻，处境也很艰难，他对岑仲淑的工作也很难予以关怀和照顾。 岑仲彬 四年后，狄青离开枢密院，判陈州，抑郁过度而染病，不久即去世。 设想一下，如果狄青任枢密院使受到尊重并且健在，余靖不能不敬畏几分，他要限制和打击岑仲淑也不能不有所收敛，那样对岑仲淑开展工作、树立威信和增加知名度是有利的，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所以岑仲淑在邕任职的前四、五年，基本上是有名无实，而岑仲淑根据自己的处境，抱着低调的态度予以应付，不计较名和利。 这就是为什么上映州许氏族谱对岑仲淑的职务有“代统”的说法。 直到余靖离开广西到别的地方任职后，岑仲淑的工作处境才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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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碑有人说是狄青班师回朝途径桂林时所刻，这是极大的错误。 有这么几点可以说明不是狄青所书刻：第一，碑文中有“狄公”二字，狄青不可能把自己称为狄公；第二，碑文说“四月，又诏以青为枢密使。 ”其官广西，似在侬寇平后，该碑把寿隆名字列上，“实预平蛮勋也”，只有余靖才会这样做。 应是在侬乱彻底平定后，也就是归仁铺战役二年后，余靖从邕州回到桂州仍履知桂州职后所刻。 这块碑十分重要，上面刻了参加平定侬智高叛乱的宋军主要将领名单，是后来史志人员记述平乱人物及其活动情况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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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校采用穷尽文献的治学方法，致力于该书的芟误、拾遗、正本、伐伪，程功之巨，发明之丰，校订之曲折，征事之详密，堪称其一生著述中的扛鼎之作，也是中国近代古籍整理工作中可与陈垣校《元典章》并列的典范著作。 在缺乏系统的古籍检索手段的情况下，岑氏从数千种古籍中采录《姓纂》所记近两万名历代人物（唐人占绝大多数）的事迹，逐一考次订异，并据以纠订前人辑校本的各类错误。 《四校记》的意义已远远超越对一部书的校正，其揭示的大量汉唐人物线索为这一时期的文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矿藏，称其为人事工具书也不为过。 此书刊布于沧桑巨变的前夕，传本不多，加上五十年代后学术风气的变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重视，另此书采用传统的校书不录全书的体例，仅于出校处录文，读者如不核对《姓纂》原书，则不尽能体会其真旨，也限制了一般学者对此书的利用。 中华书局委托孙望、郁贤皓、陶敏整理该书，将《姓纂》原书与《四校记》拼合，1994年出版，并编有索引。 从署名来说，岑氏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与林宝与三位整理者一并列出，稍有些吃亏，但其学术意义仍无法遮掩。
岑仲彬: 黄河变迁史
他指自小對科學充滿憧憬，對人體結構及病毒知識尤感興趣，且喜與人溝通，盼將來可在公立醫院行醫幫助更多人。 對於外界曾形容天水圍為「悲情城市」，岑仲彬說，天水圍可能不及其他地區富裕，但鄰里會守望相助，又會參加不同社區活動、探望長者，煲湯等，因此從來都唔覺得悲情。 除學習以外，岑仲彬積極參加辯論比賽並多次奪獎，平日亦會參加義工活動，就是這種樂於助人的熱心，他決定行醫救人，希望日後能幫助病人，給予別人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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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本书里，你看不到教材那种干巴巴的面孔，就好像一个睿智的老人在隋唐史方面同你拉家常，语言通俗，见解深邃，把隋唐时期的重大问题一个个如剥笋抽丝般给你陈列出来。 岑仲彬 尤其是对李德裕、陈子昂、藩镇等问题的研究，新意迭出。 项念东博士寄示其所著《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及未刊稿本《岑仲勉先生学术年谱简编》，本文均曾充分参考，援据不能逐一注出。
我比较怀疑最初动手的触机是1948年脱离史语所，到中山大学任教，教学需要教材，方陆续编成。 时当鼎革之际，应该经过几度改写，也不知最初的手稿有无保存，讲义虽存也不易得见，这里仅能就公开出版者加以讨论。 今人阅读岑著，惊其该博之余，也常会有所疑问，研治唐史，基本典籍已经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用得着这样不避细琐地加以寻索吗？ 我想，传统史学重褒贬，讲义例和笔法，忠奸既分，颂德斥恶即可，不必计较细节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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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隋时代辞章之学的流行与反思：进士科成立的文化史观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岑仲彬 侬智高叛乱平定后，宋仁宗对沿边溪峒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原来的羁縻州县首领，一律由蛮夷酋长改由平乱有功的汉人担任，但世袭的制度不变，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土司制度。 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加强团结，戍边守土，发展生产，增强与内地的文化交流，革除陋习。 他们所拥有的民兵部队，接受沿边溪峒安抚使的统一指挥，保障边境的安宁。
在近百年唐史研究史上，惟一能与陈寅恪先生齐肩并论的只有岑仲勉先生，在圈内几成定论，但在圈外则冷热相差很大。 虽然十多年前中华书局曾出版十六卷本的《岑仲勉著作集》，但对其成就的认识似乎又一直不是很高，读过几本的，初步印象都认为所论太过琐碎，根本不足以与陈寅恪相提并论。 过激的，甚至认为他最多只能算一个唐代文史资料员。 我曾很认真地读过岑氏几乎所有能找到的论著，心追力仿，写过几篇几乎与岑氏同题的论文，体会他的治学方法，领会他研治唐史的总体格局与学术建树，有一些独到的体会。